红军最初称它为：突围、“转移，甚至不敢承认这是一场战略撤退。直到一份泛黄的布告在贵州习水悄然张贴，上面首次写下两个字——长征。

铁流万里：从文物看红军长征的战略转折：在中央档案馆恒温恒湿的库房深处，一份4600余字的手稿静静躺在特制档案盒中。纸页泛黄，钢笔字迹依然清晰可辨，左下角两个装订孔见证了近九十年的岁月流转。与此同时，在贵州省档案馆的珍贵文献库中，另一份泛黄的布告上，长征二字赫然醒目，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首次在官方文件中使用这一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称谓，这两件看似静默的文物，实则承载着改变中国命运的伟大转折，它们的字里行间，铭刻着红军从战略被动走向主动的关键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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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江血泪：战略转移的惨痛开端：1934年11月28日凌晨，红星司令部的军用地图在油灯下铺展。这张长43.5厘米、宽41.5厘米的《灌（阳）兴（安）全（州）之间路线图》上，双线标注大路，单线勾勒小径，密密麻麻的数字标注着各要点间的距离。（中国国家博物馆藏）据《湘江战役史料文丛》记载，此时红一军团第二师已控制界首至脚山铺的渡河点，而中央纵队距渡口尚有55公里，因携带印刷机、苏区钞票等大量物资，行军速度极为缓慢，每日仅前进二三十里，广西灌阳的田野深处，一口形如古代酒缸的深井"酒海井"，2017年经广西文物保护与考古研究所正式考古发掘，清理出100多具红军烈士遗骸，这些年轻的战士，平均年龄仅15至25岁，被活埋时仍保持着战斗姿态。

湘江战役纪念馆内陈列的一门锈迹斑斑的迫击炮，2017年从凤凰嘴渡口的江底打捞而出，其炮管上的弹痕无声诉说着战斗的惨烈。《湘江战役史料文丛》第一卷统计，此役中央红军由出发时的8.6万余人锐减至3万余人，损失了近三分之二的兵力。据《告黔北工农劳苦群众书》记载：我工农红军从江西转移作战地区，长征到川贵边地域，贵州省档案馆藏，《红军长征转战贵州重要档案选编》，这份1935年2月23日于贵州习水县孔滩村发布的布告，是中国共产党的官方文献中首次使用长征一词，此前，在各类指示、命令和决议中，均使用"突围"、"长途行军"、"反攻"等表述。这一称谓的转变，标志着红军对战略转移性质认识的深化，也预示着新的战略方向的确立。

遵义转折：战略智慧的集中展现：当中央红军终于在1935年1月抵达遵义，一场决定中国革命命运的会议在柏章辉公馆内秘密召开。中央档案馆珍藏的陈云手稿《（乙）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是迄今为止发现的关于遵义会议最完整、最原始的记录。这份用钢笔书写在20.95cm×14.7cm活页纸上的提纲，1982年经陈云本人证实，明确记载了会议的核心决定：扩大会最后作了下列的决定：（一）毛泽东同志选为常委。（二）指定洛甫同志起草决议，委托常委审查后，发到支部中去讨论。（三）常委中再进行适当的分工。（四）取消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周为军事指挥者，而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遵义会议纪念馆内，一张长200厘米、宽100厘米、高80厘米的黑漆长方木桌（国家一级革命文物，馆藏编号：ZY-1935-001），静静见证着会议的每一个关键时刻。东墙上悬挂的自鸣木壳机械摆钟（长50厘米、宽22厘米、厚11厘米），其滴答声仿佛仍在回响，记录着那个改变中国命运的三天三夜，会议结束后，军事指挥的转变立即体现在作战部署中。

朱德《关于一渡赤水河的行动部署》明确指示：我野战军拟于今二十九日拂晓前脱离接触之敌，西渡赤水河向古蔺南部西进。毛泽东与朱德联署的《关于部队整训及筹粮工作的指示》则强调：三日完成休整，备足五日粮秣。据《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史》记载，此期间红军主力在遵义周边休整，清点战利品并整编部队，为接下来的四渡赤水战役奠定了基础。四渡赤水纪念馆内珍藏的三扇深褐色木质门板（国家一级文物）是当地船工曾昭良家的门板，1935年1月红军一渡赤水时，曾昭良帮助红军运送物资，红军首长送给他两块银元、一领蓑衣、一个斗笠和一根扁担作为报酬，而这三扇门板被用于搭建浮桥。曾昭良之孙曾文楝2015年将其捐给纪念馆时说：祖父不知修了多少次，也舍不得换，一用就是71年。见《四渡赤水纪念馆馆藏文物故事集》这些门板不仅是军事行动的实物见证，更体现了红军与民众的血肉联系。

从文物看精神传承：中央档案馆的陈云手稿与贵州省档案馆的《告黔北工农劳苦群众书》，这两件看似普通的纸页，承载着中国革命史上最为重要的战略转折。它们不仅记录了红军从被动走向主动的过程，更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在危急关头自我调整、自我革新的勇气与智慧，当我们在国家博物馆凝视那两株干枯的黄花草，红四方面军战士刘毅1936年7月1日在若尔盖葛曲河畔采集保存的，长征草（馆藏编号：GM-1936-007）当我们走过松潘草地，看到四川省阿坝州红军长征纪念馆中那块木质割麦证上写着"我们割了二百斤青稞，这块木牌可作为购买这些青稞的凭证；当我们在会宁红军会师旧址瞻仰那张明代文庙大供桌，想象朱德站在此桌后宣读《中央致一二四方面军贺电》的历史时刻——这些文物共同构成了一部无声的史诗。

历史的启示在于，伟大的转折从来不是偶然的。它源于对错误的深刻反思，源于对实际情况的清醒认识，源于在绝境中寻找生机的智慧和勇气。陈云手上"毛泽东同志选为常委"的简洁记载，《告黔北工农劳苦群众书》中长征二字的慎重使用，都是这一历史进程的关键印记，如今，这两件文物依然静默地躺在各自的档案盒中，但它们所承载的历史记忆与精神力量，早已超越了纸页的界限，成为中华民族精神谱系中不朽的篇章。当我们凝视这些文物，不仅是在回望历史，更是在汲取前行的力量——这种力量，正如红军在绝境中依然保持的信念与智慧，将继续照亮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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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于：湖北省